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是不是一剂良药？

“迄今生活垃圾分类制度有名无实，到处摆着分类垃圾箱，但少有人执行分类，即使个人执行了也不知道后边是怎么处理的。”6月25日分组审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(以下简称草案)时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蔡昉在发言中认为，既然立法，应该有更强制性、更有约束力的规定，比如草案第38条提及的“国家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”，应该将“推行”改成“实行”，即实际执行法律确定的制度。

根据《2018年全国大、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》，2017年全国202个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超过2亿吨，仅北京就有900多万吨。

但多名发言者评价，垃圾分类制度虽然在我国已提出多年，但直到现在，即使在北京、上海这样的最发达城市，垃圾分类规定仍形同虚设。

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春贤看来，与传统填埋、焚烧等方式相比，垃圾分类处理环节更多、标准更高，需要完整的产业链支撑。

“比如运输，现在大多数的居民区、公共场所都有分类垃圾箱，但分类运输不完善，即使前端做到了分类投放，在运输环节却又混合在一起，导致分类效果大打折扣。”张春贤建议，加强处理链(产业链)建设。

草案第50条明确，按照产生者付费原则实施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。这一规定在审议时引发热议。

“收费是世界各国和地区处理生活垃圾的趋势。”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说，对生活垃圾收费必须顾及可行性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。

去年，香港环保署就固体垃圾收费进行了公众咨询，香港的固体垃圾收费计划是“按袋收费”，也就是说住户必须购买指定垃圾袋，方能弃置垃圾，但收到公众很多反对意见，最集中的意见是：如果遇到不用指定垃圾袋的非法弃置垃圾问题，应如何执法以及监督?若负责回收垃圾的人员见到非法弃置的垃圾不回收的话，必然会出现“垃圾围城”的现象。

“生活垃圾征费的政策必须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才能真正达到效果。”谭耀宗建议。

“是仅仅征求公众意见后就可以收费，还是应当由同级人民政府在充分征求公众意见基础上，制定差别化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，并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决定后公布实施?”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朱明春在发言中提出疑问，并阐明自己的态度,“我倾向于后者。”

既要靠教育引导，也要用好奖惩机制。多人在发言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：用好奖惩机制，做好源头管控。

“即使是在实施‘按量收费’的台湾地区以及韩国，依然无法彻底解决非法弃置废物的问题。”谭耀宗介绍，英国鼓励市民将废物回收。回收时，市民可以垃圾重量计分，再凭积分到指定商铺获得消费折扣，台湾地区也是类似做法，“希望政府能考虑这些建议，这样才能让法律有效执行。”

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白春礼看来, 如果法律修订后实施，真正能够执行，需要持续加强科技创新支撑。

“固废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利用领域，国家层面系统性的科技工作部署得相对比较晚。”白春礼建议，草案第6条修改为国务院有关部门、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，应设立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与资源化专项科研资金，加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科技支撑，建立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与资源化利用绿色技术体系以及推广机制，科技部等科技发展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主管部门，定期发布先进适用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与资源化利用技术清单，把这件事情落到实处。

(记者 陈 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