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师教育的文化转向

教育大计，教师为本。进入新时代以来，我国相继颁布了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《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(2018—2022年)》等重要文件，教师教育发展步入新阶段。近年来，教师教育文化出现一些新变化，主要表现为后喻文化、数据文化、生态文化三方面。关注教师教育的文化转向不仅有利于创新教师教育模式，也为构建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提供新思路，更是推动教师教育事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。

后喻文化开始兴起

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革，推动教师教育场域中后喻文化的兴起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米德将反映人类发展的传递文化类型划分为三类，即晚辈向长辈学习的“前喻文化”、同辈之间互相学习的“并喻文化”和长辈向晚辈学习的“后喻文化”。同时，传播方式的多样化趋势亦全面影响着公众和社会，传播渠道的增加使得人人都有机会及时表达与接收观点。年轻一代凭借较强的适应力和深刻的观察力，并喻文化与后喻文化呈现增强趋势。

教师教育场域中后喻文化的兴起，体现在实践的多个维度。一方面，青年教师更倾向于通过多种传播渠道主动获取知识与构建体系，教师教育者所传授的知识不再是绝对权威;另一方面，随着传播渠道的增加，青年教师更易于增进对学生的了解、获得教学效果反馈、明确未来发展方向等，这对完善自身的教学实践大有裨益。在后喻文化为教师教育场域注入新鲜活力、明确青年教师之所长的同时，教师教育亟待反思自身的标准化倾向，以促进青年教师构建独特的教师教育体系。

数据文化逐渐崛起

大数据的重要性在新时代日益凸显，教师教育场域中数据文化逐渐崛起。教师教育问题存在多种不同的建构方式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恰能助推数据支撑的实现。大数据在教师教育领域的应用已初现雏形，在推动教师教育课程建设、教学过程等方面已有初步探索。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结合，将使应用的范围不断扩大、更深刻地影响我国教师教育事业的发展。另一方面，盲目迷信大数据也带来诸多困扰：大数据的异质性特征使数据背后暗含的前提与假设可能被忽略，从而影响教师教育研究结论的有效性;人们习惯于利用大数据中的相关性来理解客观规律，从而将教师教育场域中的相关关系误解为因果关系;近年来基于国际比较的全球学生评估测试项目盛行，对教师教育成效的评估与学生成绩紧密联系，忽视教育过程中的丰富要素及学生学习成绩以外的其他面向等。

因此，在积极探索大数据如何应用于教师教育领域的同时，也应谨防“数据主义”对于教师教育的过度渗入，提升教师教育者及其研究者的数据素养，使其建立对数据文化的合理认知。

生态文化初步构建

多层次、多类型的主体遍布于教师教育场域，构建起富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生态文化。

第一，教师教育生态文化的核心即致力于形成以国家教师教育基地为引领、高水平综合大学参与、教师发展机构为纽带、优质中小学为实践基地的开放、协同、联动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。

第二，在上述每类主体的内部，可绘制丰富的生态图景。例如，在教师发展机构的内部生态中包括官方层面的认证机构、研究机构及非官方层面的民间学术机构等。

第三，每类主体之间存在着动态的关联机制，且各类主体内部生态交融，构建复杂联动的教师教育生态文化。例如，教师发展机构与优质中小学两类主体之间互动频繁，教师发展机构内部的认证机构、研究机构等又与优质中小学生态图景中的诸多学校有着密切联系。由此，复杂的生态文化对教师教育提出更高要求，保障教师教育生态的内部秩序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亟待深思。

教师教育的文化转向既是时代变革的产物，更是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教师教育事业的体现。我们应重视文化转向带给教师教育场域的新变化，以文化建设为抓手积极推动我国教师教育事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。(李阳杰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