陕西全省10地市监察委主任到任 均由纪委书记“坐镇”

日前，陕西省监察委员会挂牌成立。截至1月底，陕西10个地市也均已选举产生了本级监察委员会主任。

记者梳理10个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公开简历时发现，各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除了均由当地市委常委、纪委书记担任外，还有一些突出特点，如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、有陕西省纪委工作经历等。

除此之外，我们今天再看看，10位新当选的监察委主任将发挥什么作用?为何均由纪委书记兼任，纪委和监察委之间又有何关系?人民网陕西频道记者进行了梳理。

基层经验丰富 4人有省纪委工作经历

2017年12月15日，西安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，新当选的西安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卢力群向宪法宣誓。

从公开的简历中可以看出，西安市监察委主任卢力群1963年1月生，今年55岁;宝鸡市监察委主任王琦1968年8月生，今年50岁;咸阳市监察委主任权王军1961年11月生，今年57岁;榆林市监察委主任张凯盈1963年3月生，今年55岁;延安市监察委主任曹远勃1964年9月生，今年54岁;渭南监察委主任王晓军1969年10月生，今年49岁;商洛市监察委主任牛克俭1969年7月生，今年49岁;汉中市监察委主任康杰1968年7月生，今年50岁;铜川监察委主任王瑞峰1968年11月生，今年50岁;安康市监察委主任田沐臣1973年3月生，今年45岁。10位新当选监察委主任平均年龄为51.4，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。

再看学历，从公开报道的履历中可以看出，有5位监察委主任是研究生，其中有两位博士，分别是渭南监察委主任王晓军：研究生学历，经济学博士，高级工程师;安康监察委主任田沐臣：全日制研究生学历，历史学博士。另外3位为：西安市监察委主任卢力群，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;榆林市监察委主任张凯盈，研究生学历;商洛市监察委主任牛克俭，陕西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。此外，铜川监察委主任王瑞峰是法律硕士。这反映出在陕西纪检监察干部选拔任用中，高学历干部越来越受欢迎。

伴随着年富力强的年纪和高学历的是他们丰富的工作经验。卢力群、曹远勃、张凯盈、王晓军这4位主任都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升上来的，如卢力群早年在咸阳市委党校当过老师、还当过咸阳市委办公室秘书科干事，王晓军当过汽车修理厂技术员、河套绒毛纺织原料有限公司春雪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、业务经理。

另一个鲜明特点是，有多位监察委主任有陕西省纪委工作经历，如卢力群从2017年5月至今任陕西省纪委副书记，王琦更是从1992年就在陕西省纪委工作，而且多年来一直从事纪检及相关工作，权王军和王瑞峰也有多年在陕西省纪委工作的经历。

此次选拔的监察委主任学历偏高，大多数有丰富的纪检监察工作经历，充分反映出陕西省对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重视。

只要是公职，都在监察范围之内

陕西10地市监察委员会成立后，各地市监察委主任皆由各市纪委书记担任，那么纪委和监察委有何不同，监察委员会的监察对象又是谁?

陕西省社科院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伟表示，纪委是党的机构，依据党内法规进行反腐;监察委是国家机构，依据国家监察法进行反腐。纪委主要监督对象是党内领导干部，而监察委员会的监察对象是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，不论是党员、民主党派还是无党派，只要是公职，都在监察范围之内。

这里“公职人员”的外延大于公务员，包括依法履行公共职务的国家立法机关、司法机关、行政机关、中国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党务机关、各人民团体、事业单位，以及依法履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工作、管理和使用公有财产的国有(集体)企业工作人员等，如人大、政协、检察院、法院、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等，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虽不都是公务员，但在老百姓眼里一样都手握公权力、提供公共服务，一样有可能滥用手中的权力，因此也被纳入监督范围。

“公职人员”增多，也意味着被监察的对象将更多，监察将更细致。西安市纪委、市监察委有关负责人日前就表示：今年将动员全市各级纪检监察干部进村入户，“一竿子插到底”全面排查基层干部作风问题。

纪委、监委两块牌子、一套人马如何融合？

一位纪检干部在工作中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纪委干部在纪律审查阶段对一些贪腐人员进行组织调查后，掌握了大量的违法证据，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当事人却突然翻案、矢口否认，检察机关又重新侦查一遍，既浪费人力物力，又降低了反腐机构的权威性。

这也是除了扩大监察范围之外，设立监察委员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，即纪检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职能定位不够清晰，在对贪腐人员的立案调查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职能交叉。那么在扩大监察范围、理清职能之后，纪委和监委又将如何分工?

试点地区的实践已表明，纪委、监委是一套工作机构、两个机关名称，完全实现了机构、职能和人员的全面融合。比如，2017年12月17日西安市监察委员会组建挂牌后，就借鉴试点地区的经验，迅速整合转隶人员与原纪委人员力量，出台了执纪监督监察工作试行办法等3大类9项工作制度，促进人员、感情和工作深度融合。

具体如何融合?我们不妨看看试点地区的做法。比如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(试行)》里提出的“市地级以上纪委可以探索执纪监督和执纪审查部门分设”，北京市纪委与市监察委内设的17个纪检监察室中，8个执纪监督室负责联系地区和部门的日常监督工作，8个执纪审查室则负责对违纪违法行为进行初步核实和立案审查，不再确定分管联系的固定地区和部门。另一方面，和市纪委、市监察委一样，北京市各区也在着力配强主业部门力量，增设纪检监察室并实现监督、审查分设。山西省阳泉市和江苏省也将执纪监督和执纪审查分设。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，解决了“权力过于集中”这个关键问题，从制度设计上构建“防火墙”，严防“灯下黑”。

据介绍，实现执纪监督和执纪审查分开，无论对于纪委还是对于检察院，都意味着办案模式的巨大变化，最为直观的表现就是：纪委监察局的“双规”“两指”措施和检察院24小时时限的限制都被新的留置措施所取代。比如，2017年12月29日，宝鸡市监察委员会对凤翔县糜杆桥镇财政所会计王某涉嫌挪用公款172万元的职务犯罪案件提级办理，对当事人采取了留置措施，成为陕西省首例监察留置案。

相信陕西省和各地市检查委员会挂牌成立后，将在学习借鉴试点地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，实现纪委、监委全面融合，将监督的“触角”覆盖到陕西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，将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