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迅：输了就输了，但我绝不屈服

A “触电”叛逆女孩

“乖乖女式的学生路，再也回不去了”

朱迅出生于北京，爸爸是新华社驻外记者，妈妈曾经是教师，她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禁恶习、服从安排，是个标准的乖乖女。缺少父母的陪伴，家里又只有姥姥和两个姐姐，朱迅理所当然成了集宠爱于一身的老小。

15岁那年，她被选为中央电视台《我们这一代》节目的主持人。这是她第一次“触电”，家人却没有时间来为她加油。前一秒，还偷偷委屈大哭，后一秒听到开场铃声响起，她立马抹掉鼻涕眼泪，满脸笑容地登台主持。

正是这股子倔强劲儿，让电影《摇滚青年》的导演田壮壮认定由她来出演片中叛逆的待业少女“小小”。电影中小小不但和男主角好上了，还一起过了夜。这在朱迅眼里简直是“大逆不道”。她开始担心别人说她在剧组变成了“坏孩子”。但田壮壮一句“我关照过，这个孩子谁也不许动。”让朱迅放下心防。

于是爆炸式麦穗头，配上浓浓的烟熏妆，完全“反朱迅”的形象成了她银幕中最初的惊鸿一瞥。也让她体验到了少年成名的优越感。上千封影迷来信堆满了学校传达室，在收到了2650元“巨额”片酬后，她带着姥姥和姐姐去快餐店“照死了吃”。她说，拍戏让她的心里突然闯进了很多莫名的东西，名利场的诱惑?成名后的浮躁?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乖乖女式的学生路，再也回不去了。

B 留学日本

“现在让我去扫厕所，也是扫得最干净的那个”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正值改革开放后首个出国潮。曾自认是时代“弄潮儿”的朱迅，17岁便放弃了十拿九稳的北京电影学院，前往日本读大学。“与其说是个人的选择，不如说是时代的选择。”

但日本的“樱花梦”并非像朱迅想象中那样美好。当时她和两个姐姐挤在不足10平方米的日式房间里，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。家里一应俱全的家电，全是姐姐从垃圾站捡来的。但即便如此，朱家姐妹还要随时担心被房东赶出去。因为当时日本的房子很少租给外国人。

拍戏后的朱迅没有再向家里要过一分钱，“无老可啃”的她开始在日本四处寻工。她曾穿着当年剧组送的蓝色染布衣裤去面试第一份兼职，接到的却是领导扔来的一块脏抹布，并告知，她的工作是打扫1到18楼的所有女厕所。为了学费，她不得不每天硬着头皮，用手去掏纸篓里的脏东西，再用抹布把便池旁的污垢擦净，刺鼻的味道让她忍不住作呕。“痛苦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自己这不是现实，而是在戏里。”

三个月后，朱迅换了一份餐厅的兼职。但她依旧经常工作到午夜，每天睡眠时间不超过4小时;晚餐只能靠面包果腹，连瓶汽水都舍不得喝。甚至当她身患纤维瘤时，也只能选最便宜的私人小医院，术后第二天便带着未愈合的伤口继续回到餐厅端盘子。那段时间是她日语进步最快的时候。

朱迅说，在日本她哭过、怀疑过自己，在厕所被日本人“怜悯”了一个饭团时，她曾含着泪将饭团扔进便池。但最终她还是学会了带着自尊为别人服务，“这并非心气儿减弱，只是我变得更皮实了。好像经历过这些事，已经没有任何委屈可以踩倒我。就算现在让我去打扫厕所，我也是扫得最干净的那个。”

C 因母重病回国

“没有退路，只能硬着头皮走出舒适区”

但在日本，朱迅经历过最煎熬的时期并非低人一等的刷厕所，而是无法摆脱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。学园祭时，很多日本学生会借机和留学生交流经验，但当朱迅用中文和她们打招呼时，大多数人会礼貌地说“你好，我们只想找美国留学生聊天。”

不过，幸运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1993年，《摇滚青年》在NHK热播，朱迅被选为《中国语讲座》的主持人。紧接着她成为日本SKY经纪公司签约的第一个中国大陆女艺人。“红白歌会”的制片人在筹备直播节目《Asia Live》时，一眼就相中了她做主持。

正当朱迅的工作风生水起时，母亲的青光眼手术失败，双眼或失明的消息，将她的心完全带回了中国。赶到医院她第一句话就是“我要回国!”她说，放弃日本的一切并不容易，但北京孩子都有种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。没有退路，只能硬着头皮走出舒适区。

当时正值《正大综艺》招聘，多年的主持经验让她成为最受关注的新人。但在回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朱迅却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。在NHK她不需要背稿，只靠提词即兴发挥，但在国内她经常因记不住一长串人名和头衔，躲在被窝里大哭。直到有一次，她终于等到《正大综艺》特别节目替班的机会，然而在录制前，一篇称她为“空洞花瓶”的报道，触及了朱迅的软肋。回国后长期不被认同的委屈和失落感瞬间爆发。录制中，她大脑一片空白，不知说错了多少词，甚至紧张到失声。栏目组组长扔下一句，“从明天起，朱迅暂停出镜”。

D 罹患肿瘤

“最坏的情况，也就是不能说话了”

被停工的那一年，朱迅每天的工作变成接电话、泡机房、给主持人写台本。在为各工种打盒饭时，她“偷艺”学习了后期编辑、录音灯光、导播辅切等工作。

这一年，朱迅懂得了所有工种的门道所在。而为了随时返回播音岗位，她每天会拿着《人民日报》《古文观止》，像小学生一样字正腔圆地从第一个字开始背诵。

朱迅说，天天坐冷板凳的那一年，是她参加工作二十多年里，收获最多的一年，“现在我也是自己写所有稿件，没有哪个部分能欺骗我的眼睛。接下来的这18年好像都没什么能难倒我了。”

朱迅曾获外号“朱大胆儿”。在《正大综艺》中，跳伞、深潜、上冰川，下大洋，都是她抢着来做，节目组最常说的话是“这事儿危险，让朱迅先试一试。”

但再胆大的人，内心也有惧怕。2007年，本应迎来事业高峰期的朱迅，却在例行体检时，被诊断出乳头状瘤。肿瘤紧紧贴着声带蔓延，医生说，一旦扩散，就要拿掉她的声带。

这样的风险对主持人来说无疑是致命的。但朱迅只对医生说了一句，“等我把舞蹈大赛的直播做完再手术，我想给自己一个交代。”

就这样，她又硬生生将癌症挺了一个月，才住进了医院。手术结束后，醒来的朱迅第一反应是想拔掉氧气管，张嘴说话。她用羸弱的声音挤出几个字，“声带还在?”心里的石头一下落了地。

“我说不怕，你信吗?但我又属于敢认怂，但绝不认输的那种人。最坏的情况，也就是不能说话了。”朱迅坦言。

但从此之后，朱迅却无奈地被冠上“励志姐”标签，甚至近几年，频繁有消息捕风捉影“朱迅癌症复发”，连她偶尔在节目上说一句“我身体不好”，都会被搭档急忙圆场“可别这么说!要澄清啊!”朱迅笑言，自己澄清了无数次却仍抵不住流言，“那我只能说，我活不到90岁，都对不起造谣的人。”

E 春晚零失误

“只要有一口气，我是必须要冲上去的”

最难的生死关挺了过去，朱迅也迎来了事业的第二个高峰期。

2009年，她接到郎昆总导演的通知，让她做好上央视春晚的准备。虽然朱迅看似只是平静地回复“您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”但她却兴奋得心脏要跳出嗓子眼。

于朱迅，春晚是一种情结。她从小住在距离春晚现场不到500米的地方;在日本留学期间，每年都会在春节期间租借春晚的卡带，和电视里的主持人一起说“过年好”，边看边向西边跪拜，“因为我知道中国在日本的西边。”

而从春晚幕后走到台前的20米，朱迅在央视走了近10年。当她真正站上春晚舞台，大幕拉开的瞬间，她经历了从业以来的第二次大脑空白。浑身冒冷汗，所有的词都哽在喉咙，颤抖的手将原本应在颌下的话筒拿到了腰间。她嘶吼地说出了那句熟悉的“过年好!”朱迅说，这么多年，她第一次体会到情感喷涌而出是什么感觉。

随后，朱迅每一年都处在春晚的漩涡中心。每逢大年三十前，她总能收到无数询问，“你今年还上春晚吗?”而从主舞台主持，到做幕后的访谈工作，她再也没有离开过春晚的舞台，没有出现过一次失误。即便在2017年，体质不佳的朱迅曾饱受雾霾困扰，每次彩排都需要忍住咳嗽声，但为了保证那一声清脆的“过年好”，她服用了大量感冒药，打了激素和消炎药，噤声了近30个小时，也要顺利挺过4个小时的直播。

“春晚于我是一种巨大的荣誉感，而并非名利场。除非真的胳膊折了，腿断了，只要有一口气，我是必须要冲上去的。”

【新鲜问答】

新京报：为什么要写《阿迅》这本书?

朱迅：其实我2006年曾经出过一本书《说出来就过时》，这十年间，有很多人跟我说过要再版，我都觉得不是很合适。去年我回母校参加校庆，一个从意大利回国的女孩采访我，说自己非常迷茫，不知道路在哪里。我就觉得，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惑。现在是“回国潮”，很多孩子从海外名校毕业，他们有太多困惑和我当年一样。所以我希望写一本书给这些孩子看，告诉他们，虽然我们时代不同，但骨子里不服输的东西不能变。

新京报：书中的往事都是通过日记形式记录的吗?

朱迅：是的。我妈培养了我两个好习惯，一个是读书，一个是写字。年轻时会觉得记忆力好，但如果你不写下来，到了40岁，会忘记你干了什么。我回顾过去只是觉得，那就是曾经的我啊。

新京报：回顾往事，有没有觉得自己年少轻狂?

朱迅：看事情的态度多少会有一点点变化。比如当时我做清扫工作的时候，有个人给我饭团，让我觉得很屈辱。在那个状态里，我可能年轻气盛，自尊心很强，接受不了。但现在回头想，甚至有些感激，那可能真的是一份善良。

新京报：你在书里写到，一旦有压力就会狂吃薯片?

朱迅：我特别爱吃薯片，超爱。但我其实最爱吃红薯片。因为在北京，小时候一到冬天家里就买烤红薯，那个味儿就像家的味道。吃薯片也算是我解压的一种方式。

新京报：近两年，很多央视主持人纷纷离职，在央视工作了近20年，你是否想过去其他地方闯闯?

朱迅：我觉得台里还是能让我做愿意做的事情，所以我不走。而且中央台于我并不是一个事业的台阶，更多是家的归属感，我出生在那儿，在我回国最难的时候，也是它收留了我。如果我能在这里继续实现我的梦想，为什么要走呢?(采写/新京报记者 张赫 摄影/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)